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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朔方（1923-2007），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小说戏曲研究家，著有《徐朔方集》(五卷)、《牡丹亭校注》、《长生殿校注》等数十种。

黄仕忠教授此文最初刊于《奎壁之光——庆祝徐步奎（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后经修订，以《徐门问学记》为题发表于《中国研究生》（2006年第6期）。今逢徐朔方先生去世十年，重发旧文于此，谨表怀念。

 

 （一）

1982年秋，我在杭州大学跟随徐朔方先生研习戏曲史，有着某种偶然。因为我原来是准备考小说的。报考前，才知道徐先生也要招生，是明清戏曲方向，基于对徐先生的学问的敬仰，我临时决定改考戏曲。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戏曲史。于是在临考前的三个月里，抱来有关戏曲的书籍，一顿猛啃。侥幸地，我成了那一届先生唯一的学生，也是第一个师从先生学戏曲的研究生。

但先生本人的研究并不限于戏曲，所以，我的课程并不是从戏曲开始的。在得到录取通知后，我拜访徐先生，他告诉我，下学期他给七九级本科生开《史汉研究》选修课，让我先看《史记》和《汉书》。所以我在暑假里通读了两书；此后又对两史篇章相同的部分，逐字对读，随手作笔记；又根据《史记》不同的版本，作了部分的比较。

先生在上课时讲解了一部分范文。他顺着司马迁的文章，随口解释词义，说出他的理解，补出文字后面的内容。对于没有做过课前预习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课程会是比较平淡的。但对我来说，感到的是一种震撼。因为我第一次真正领悟到书应该怎样读，古人的文字应该怎样去理解。同样的经历，是开学前他给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讲《牡丹亭》，那些我读过多次的文字，在先生轻描淡写的叙说中，洞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先生开这门课程，是因为当时他正在修订《史汉论稿》，后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1984）。其写作动议始于文革期间，因为当时戏曲已在“破除”之列，只有读这些史书是无碍的。书出，有学者以为先生学术已转向，更有同系学者向我表示对先生越“界”的不满。我的感觉，这部书既非纯从历史学角度的，也非纯是从文学角度的，更多地是从文献学角度作出的疏理。然后在文献的基础上，站在一种第三者的立场，对一些传统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也包含着把司马迁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理解，观察其心绪的变化与得失，因其情绪的因素而带给写作上的成功与不足，等等。后一方面他在课堂上讲得更透彻一些。这样的视角与观点，在我所猎涉的这个领域的有限著作里，是独特的，因为它也是基于一种心灵的对话。习惯以“无韵之《离骚》”的瞻仰的角度来看待《史记》的学者，对此可能不易接受，——因为曾有学者这样向我披露过。对我来说，却正是从这里开始，在学术的对象上，不再有神的存在；同时，还让我明白学术无疆界，无处不是学问，有见解即是学问，原不必画地为牢。

 

徐朔方先生的《史汉论稿》出版于1984年，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先生阅读史记、汉书的札记；下编为比较史记、汉书之异同。（图片源自互联网）

 

先生在课堂上毫不客气地对一些权威的观点提出批评，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见解，不作含糊之论。我后来明白，这是他固有的风格。当他发表不同意见时，哪怕是些微的不同，他也往往是先说一句：“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甚至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他喜欢指名道姓的争论、辩驳，而不管对手是有名或者完全无名。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在学术上都是平等的，指名道姓，才是对他人的尊重。因而他也时时期待着对手的响应，进行真正的学术论争。不过，先生的等待，大多会是失望和寂寞的。因为在大陆，直到现在我们也仍未见到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氛围。

先生又常自嘲地说：“我所做的只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工作。”因为他是先从文本入手，逐字逐句地比较，对同一对象在不同地方记录的不同，逐一加以考察，把许多细小的歧异都一一检核出来。有时却因这细小之处而涉及到一个大问题的解释，涉及到一些定说的重新评价。他的所有理解都来自对细节的直接感受。先生说：这是小学生的工作，是谁都可以做的，只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一些知名学者也人云亦云地跟着错了。每当先生说到这类地方时，他会抬起头，离开书本，把老花眼镜稍稍下压，从镜架上方透出目光，扫视一过，然后轻轻地摇摇头，或是皱一皱眉，语调中带着一丝叹息。

对我来说，先生所说的，也即是在告诉我做学问的态度与门径。在80年代中，学术界浮躁的风气渐盛，侪辈动辄以构筑大的框架、体系而不屑实证，或者是想避开烦难之考据，不从第一手材料出发而另求快捷方式。我能一直坚持重实证的态度，是因为先生为我指明了方向。

学期中间，先生让学生做作业，是关于太史公生年考证的。王国维、郭沫若有不同的说法，后人大多承此两说而各持争议。徐先生说他已经写了文章，他让我们把各家所用的材料加以查核，将其推论重新演绎一遍，就好像是做数学练习题一样，最后一起来讨论。从中可以体会这些学者是怎样处理材料、作出推论的，为何同一材料而有不同结论，原因是考虑了哪些附加因素，合理与否，等等。这个作业的效果看来是很不错的，其中有同学提出新的实证材料，还被徐先生采入书中，并附记示谢。

徐先生在讲解作业时，更涉及到文献的理解与文献的辨伪问题。他说到，考证固然需要材料，但材料本身却不可以不加择别地予以相信。即使是当事者自己所说的，也是如此。因为说话的背景、场合不同，含义自有不同。

对我来说，可以用“恍然大悟”称之。因为在比较王国维与诸家之说的不同时，我发现王国维实际已经把所有可能的因素都充分考虑到了，尽管当时他并未发现某些材料；而反驳王国维之说者，往往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看似理由充足，实则前提已有缺陷。这便是为何大致相同的材料，常常有全然不同的理解与结论的原因。

以后，先生还对我说到，写论文，不要把所有材料都用完，论文所表现的，应是冰山之一角，更厚重的则在水面以下。驳论，则要抓其最关键的证据，关键之点辨明，其它辅助证据可以不必辨，因为前一点不成立，后一点自然也就倒了。这样文章才能简洁明了。

其实先生很少专门就这些方法问题作解说，大多是在说到某一具体问题、具体观点，顺带说到致误的原因时，才予以指出，所以令我印象深刻。

记得先生给我们这一届古代文学研究生上专题课时，是从他刚发表的那篇《汤显祖和晚明文艺思潮》讲起的。

先生是汤显祖研究的大家，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他所有关于汤显祖的论文中最有份量的一篇。先生诙谐地说，学者发表出来的文章，是“绣罢鸳鸯任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而他这是把金针度与人。他说一篇论文的触发点，也可能是文中很不起眼的一点，而且问题生发的过程，也未必同于论文表述的前后序次。他给我们展示了他对这个问题从思考到撰文的全过程，也补叙了并未在文中全部展示的材料与思考；告诉我们必须注意到将材料本身还原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作家们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等等。对我来说，这一课真正可谓是醍醐灌顶，终身享用不尽。

我第一篇论文是《摩钱取镕与五铢钱》，这是一篇千余字的考证，但涉及的问题不算太小，二年级时，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1984.2）上，也算是用先生所教予的考据方式的一种练习。徐先生在学报上看到后，说可以用这篇文章来代表学期成绩。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鼓励。

上图：黄仕忠所撰写的《摩钱取镕与五铢钱》，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下图：《史记》中的相关材料。（书版为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冯先思博士提供）

（二）

先生对于我的学习非常关心。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每一次见面，他总会说：“有什么问题？”遗憾的是我那时刚刚接触到学术的外围，根本无法与他对话。所以他只有叹息。有一次他问到学习与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时，我随口说，我们住的楼是学生广播站所在地，广播站太吵。他想了一下，说：“图书馆线装书部的门外，有一张长桌子，很安静，可以看书。”我不记得当时怎么回答，只记得是愣了一下，一时思绪万千。我常去线装书部，如果那儿人来人往仍可以不受影响的话，广播站的一点吵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广播站的“过错”，其实只是一早打破了我们的懒觉而已。令我惕然自思的是，我们有多少事情不是想着自我的改变，而总是抱怨环境？例如那时大家最喜欢发的对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学术条件的抱怨，都可以归为此类。

在“庆祝徐朔方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徐门子弟合影留念。（图片摄于2001年10月30日，黄仕忠教授提供）

徐先生多次不以为然地说到，学术是个人的事，在哪里做都是一样的。我是在很久以后才慢慢对先生的说法多了一些领悟。因为在读的研究生，总希望有一条什么快捷方式可以直达学术之巅；当不能做好时，总怀疑自己所得的条件不如别人。而先生说，如果你选择了正确的学术道路，要紧的即是具体地做的过程，任何氛围和方法都不会自动解决问题的。特别是现在的资料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选择的余地非常大，只要不是资料太缺乏的地方，则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反过来说，许多处于资料条件很好的地方的学者，并没有作出多少令人信服的成绩，也说明资料并非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只是以为，我辈身微，图书馆善本部的门坎又高，轮不着见到珍稀书籍，所以只有从当时容易得到的材料做起。再说对尚未入门的人来说，要学的很多，所有常见的东西，也都是珍本。当我后来查访《琵琶记》版本，得到了许多前辈名家也未见过的材料时，我体会到，原来以为只有名家才能得到珍稀材料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只有在有了问题以后，不断追寻，才可能获得罕见的材料，这材料也才“有用”。事实上，在今天，许多原来珍贵无比的材料，渐次影印出版，却并未见到学者更多的研究文章。因为大家仍是在期待那不可或见的资料。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于学问的心态问题。难怪那时先生对我们总是强调“学术氛围”不好，感到很是困惑了。

先生向来不为家事而找学生。有一次，先生来找我，说他母亲因摔跤骨折住院，医院电梯检修，而下午二时要拍X光片，必须由人从二楼抬下去，让我找同学帮个忙。我们到医院时，离约定时间还有不到十分钟。一眼看见先生站在病房门边的走廊上，脚下放着一个黑色人造皮革提包，双手捧着一本线装书。看见我们到了，他赶紧合拢书本，说：“啊，对不起，医生说可能还要晚几分钟。——你们带书了没有？”

我们面面相觑。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要带着书去。先生末尾这一问，近二十年来，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先生视时间如生命，而学术也就是他生命的重要构成部分。他总是抓紧每一分钟时间。他为可能比原定时间多耽搁我们几分钟而马上表示了歉意，他更以为还有几分钟时间，完全可以再看一会书，所以有此一问。而我们呢？我们什么时候想过要这样来利用时间？

我现在也把这件事，讲给我的学生听。因为他们总是说没有时间。但他们真的充分利用了时间了么？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件事的感受如何。

事后，先生告诉我，他有一本书即将出版，让我把帮了忙的同学的名字告诉他，他要送书以示感谢。这就是先生的风格。而这，也是我跟随先生的三年间，惟一为先生做的家事。

 

（三）

我在1996年出版的《琵琶记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后记里，感谢先生“授以惟真理是求的真谛，引领弟子初窥学问的门径”。这并非套话，而是真切感受。

 

先生多次谈到，观点应该鲜明；甚至可以和老师的意见不同，只要你能自圆其说。

没有想到的是，我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注定了与先生的观点相左。

我的论题是元末高明所作的南戏《琵琶记》。关于这部作品，1956年的六、七月间，有过一次将近一个月的讨论会。参加人数达170余人。各家意见之相异，发言之踊跃，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是“反右”前罕见的一次真正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了一本《琵琶记讨论专刊》，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十分巨大。
 

先生是会上“否定派”的主将，他的否定理由，以当时新潮的理论为依据，虽略有教条式理解的印记，但也有其逻辑的严密性。讨论会以“肯定派”占压倒优势而结束，徐先生本人也说他需要对自己的观点作重新考虑；但他提出的某些问题，由于时代的原因，肯定派其实也未能给出合理的解答。会后，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对《琵琶记》加以粗暴否定的倾向愈来愈烈，直至文革中对所有传统戏曲的彻底摒弃。而我在80年代初想做的工作，则是从“肯定派”立场，为高明“翻案”的。

我选择这一题目，是因为我做过一加一等于二的工作，仔细比较过不同的版本，注意到不同版本间的差别对于理解作品所表述的内容有重要的意义。我以为是持之有据了。既然可以自圆其说，那么肯定是合于先生要求的，作为毕业论文并无不妥。

后来才知道同学及朋友们都为我捏了一把冷汗。甚至参加论文答辩的老师，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即使到了现在，在人文科学领域，直接采用与导师完全相反的观点，还是易于被认作大逆不道的。有些学者，因为有人与其师有不同意见，便撰文强词夺理，以为这样是在捍卫师门的尊严；另外，也有很不错的学者，明知其导师之说存在问题，但因为导师已经这样说了，不仅径予采用，而且以此为基础，复加推论。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许只是一种装点门面的说法而已。但也有学者，不仅欢迎不同意见，还因材料的发现或时代、理论的发展，检讨自己的观点。这些，我后来在王季思先生那里看到了。而徐先生本人不仅一贯采用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而且也同样欢迎以学术的方式展开争论。所以我并不以为有什么“风险”。当然，我与先生交换过意见，得到了他的首肯，标准即是“自圆其说”。也许在先生的学术观念里，这只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

我不仅顺利过关，而且也留校任教了。

但这也不是说先生认同我的说法，他只是认为各人可以坚持各人的看法，只要你所依据的在理。所以此后关于《琵琶记》的讨论，我们仍有分歧，某些方面可以说有很大的分歧。但这也仍然是在学术的范围之内。而且对同一问题，我们也有许多的交流。我于1985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于借“元谱”之说以否定高明著作权的观点提出批评，从钮少雅自序与冯旭等序的比较，指出“大元天历间”之谱的说法不可信；又认为先生此前的文章未注意钮氏自序，故在肯定高明著作权时，却又信从了“元谱”之说，遂推定高明之前另有一个相近的文本，这是不对的。先生后来将论文收入文集时，修正了自己的看法。

 

又如关于高明的卒年，先生向我查问发表在《文献》的文章，我们的结论相同，而论证的角度可以互补。

 

但先生对我“从元本《琵琶记》看明人的歪曲”一文，提出很不客气的批评。他在发表前，将论文给我看。我觉得，他在一些关键之处误解了我的意思，例如他以为我也简单认同钱南扬先生的明本将“元本”改得“面目全非”的观点，其实，因为那篇文章发表在1986年的《杭州大学学报》上，我关于《琵琶记》版本问题的系列论文还未写成，而南戏研究大家钱南扬先生的观点却正流行；另外一些具体例证理解之不同，正是由于对于版本流变史以及对于作品和人物的总体理解有所不同之故。当然，其中也包含着我的某些思考还不成熟，表述或有不当。

 

多年后，我的《琵琶记研究》出版，也可以说是作了相应的答复。另外，先生认为《琵琶记》的版本之间，就全本整体而言，差异只是极少一部分，从这种比例来说，这些不多的出入应该不会影响到对整体的评解与理解；又认为版本的先后序列未必可以搞清楚，因为可能各有祖本，其祖本又各有交叉影响，难说孰先孰后。对此，我根据对明代数十种版本的考察，依然认为难以认同先生的看法。而我近来重温先生50年代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上发表的《琵琶记是怎样一个戏曲》一文时，我发现徐先生对赵五娘婆媳之间关系的分析，正是我后来从伦理角度重新认识《琵琶记》内在价值的出发点。

我很幸运，我有这么一位导师，以学术为唯一准则，一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厉，但另一方面给我学术的自由空间却又是十分的广阔。能够获得这种幸运的学生，在现在也未必有很多。因为坚持这一学术标准的学者并不多见。

 

（四）

先生认为，表扬一个人，对他不一定好；指出其不足，才能使他进步。

1986年秋，也即在留校一年后，我考上了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的博士生。赴广州前，我请先生提一些忠告。先生说：“我要说的意见，在以前都已经说了。不过，我要提醒你，王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但我们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的意见也不完全相同；我这里是讲批评的，王先生是不批评学生的；你要么适应，要么不适应。”

我后来慢慢体会到两种不同风格，其实是各有千秋，对我来说则可谓是相得益彰。我的理解，徐先生的严厉，对于初涉学术、尚未入门的学生来说，也可能会吓得知难而退；但这是学术的正道，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必须坚持这样的态度。王先生的宽厚，是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长进，会给予学生以自信，这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更是十分必要的。其实王先生并不是没有批评，但因其晚年待人之宽厚，总是先肯定成绩之后，再指出不足，故罕棒喝之效；而学生之不自知者，或许会陶醉于老先生的这一分肯定而忽略其批评之深义，遂不知轻重。

如果从两位先生的学术经历看，我妄以为，王先生早年藉藉无名却大受吴梅先生的恩惠，或许与他一生对待学生特别宽厚，并重视师生传授与提携后进，有其一定的联系；而徐先生从学西洋文学而最终归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更多地是以一己之力，特立独行地进入到学术深处，故更多地强调学者个人的操守，对于非学术的行为，毫不宽贷。

另外，徐先生那时正当盛年，处于学术成熟与高产时期，他所关注的，似乎更多地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太关注、也不太赞同构建学术梯队，以为应顺其自然。王季思先生则因年逾八旬，特别重视学问的薪火相传，以为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唯有化身千百，方能传之久远，故着意群体的学问及其传承问题。况且优秀的学者毕竟是可遇而未必可求；以群体的力量来弥补其不足，让一个普通的学者，也能够发挥其最大的潜能，也应该看作是学术的福气。

近年回杭时，我每次去见徐先生，他总是当面批评说：“你写得太多，太快了。”

我回味先生的话，写得太多，则意味读得太少；太快，则仍未去其浮躁，思考尚未成熟即图相炫。所以我近来较少发文章，有一些文章压在手边已有几年，总想，冷一冷，或许还有问题。冷一冷的另一结果，却是开始真正体会到求索、思考问题与写作成文本身的快乐；至于发不发表，或是先露面后露面，都不重要。虽然有时或许因此而被人“抢先”，但那也可能只是些时兴的泡沫而已，原不必再去增加一篇垃圾。况且某些学术问题数十年已未有人涉足，根本无人来“抢”；或则既为独特思考结果，必与人不相重复，也无可与争。

 

（五）

依照鄙见，徐先生的学问，可用“特立独行”称之。

先生似乎更像是一个 “独行侠”，无门无派，亦向来不屑。以个体的学问而论，在戏曲、小说研究领域，达到了极致；在当下的明代文学研究上，站在了最前列；在《史》、《汉》研究领域，则如掠过了一阵清风。他用自己独特的理解，构成一套富有个性的体系。他绣罢的鸳鸯，已经成为后辈效仿的范本。

先生之为人为事，所依据的，是一种理性。他向来反对媚俗。他所做的工作，如他所常说的，也只是“实事求是”四字而已。

因为事实是如此，如骨鲠在喉，所以先生有时不免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做几篇不合时宜的文章。

例如，他写了《汤显祖与梅毒》这样的论文，还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争取发表；又如他在名家云集的纪念昆曲艺术的讨论会上，说出既然被历史淘汰是必然，就不必花钱去“振兴”，也肯定是不可能振兴之类的话语，令在场者无不目瞪口呆；还如他在80年代出任全国人大代表时期，提案要求某高官为其子的犯法行为承担责任，尽管会场内并无响应者。凡此等等，难以一一列举。

 

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和梅毒》一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00年第一期。

作为以汤显祖研究而成名的专家，先生原本似乎应该为汤显祖“讳”。而先生还在被劝说不要发表关于《汤显祖与梅毒》一文时，疑惑地说：“我有材料呀！”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有所“讳”的问题，他求的是事实之真。且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章对于了解那一时代文人的生活与其社会关系，有特殊的意义，根本无损于汤显祖的清誉。

先生的某些不合时宜的话语，其实只是挑明皇帝没有穿衣服而已。不过，人们也不是不清楚这一点，只是觉得徐先生这样有名望的学者，不应该这般道破。由此可见先生仍保有率真之性。窃以为：如果一个严肃的学者，面对真实，仍得自欺欺人，那么，又还有谁会来点破这个事实呢？

当今学术界的某些状况，不正是如此吗？

所以，先生才在纪念他从教五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2001年11月,杭州）上，有所感慨地解嘲说：我是个“捣乱分子”。

我以为，先生所做的，只是基于一个严肃学者的基本准则：求真。先生所思考、所解说、所叙写的，原本不过是事实而已。有用抑无用，大多会受制于某一时期的某种价值观念，有用者亦未必能沿之久远，唯有真实，才是不灭的。一个学者应该以求真为务，只要所据者为真，且不管有无人认同，有用抑无用，都应该坚持。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学者明白这一基本准则，并且在坚持着呢？但有先生这样的学者导夫先路，我期待着后来者越来越多，而不是相反。

附记：此文为纪念徐朔方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而作，2002年2月撰于日本东京。徐朔方先生于2007年2月去世，兹以此文，以感念先生之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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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仕忠教授此文最初刊于《奎壁之光——庆祝徐步奎（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后经修订，以《徐门问学记》为题发表于《中国研究生》（2006年第6期）。今逢徐朔方先生去世十年，重发旧文于此，谨表怀念。

 

 （一）

1982年秋，我在杭州大学跟随徐朔方先生研习戏曲史，有着某种偶然。因为我原来是准备考小说的。报考前，才知道徐先生也要招生，是明清戏曲方向，基于对徐先生的学问的敬仰，我临时决定改考戏曲。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戏曲史。于是在临考前的三个月里，抱来有关戏曲的书籍，一顿猛啃。侥幸地，我成了那一届先生唯一的学生，也是第一个师从先生学戏曲的研究生。

但先生本人的研究并不限于戏曲，所以，我的课程并不是从戏曲开始的。在得到录取通知后，我拜访徐先生，他告诉我，下学期他给七九级本科生开《史汉研究》选修课，让我先看《史记》和《汉书》。所以我在暑假里通读了两书；此后又对两史篇章相同的部分，逐字对读，随手作笔记；又根据《史记》不同的版本，作了部分的比较。

先生在上课时讲解了一部分范文。他顺着司马迁的文章，随口解释词义，说出他的理解，补出文字后面的内容。对于没有做过课前预习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课程会是比较平淡的。但对我来说，感到的是一种震撼。因为我第一次真正领悟到书应该怎样读，古人的文字应该怎样去理解。同样的经历，是开学前他给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讲《牡丹亭》，那些我读过多次的文字，在先生轻描淡写的叙说中，洞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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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朔方先生的《史汉论稿》出版于1984年，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先生阅读史记、汉书的札记；下编为比较史记、汉书之异同。（图片源自互联网）

 

先生在课堂上毫不客气地对一些权威的观点提出批评，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见解，不作含糊之论。我后来明白，这是他固有的风格。当他发表不同意见时，哪怕是些微的不同，他也往往是先说一句：“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甚至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他喜欢指名道姓的争论、辩驳，而不管对手是有名或者完全无名。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在学术上都是平等的，指名道姓，才是对他人的尊重。因而他也时时期待着对手的响应，进行真正的学术论争。不过，先生的等待，大多会是失望和寂寞的。因为在大陆，直到现在我们也仍未见到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氛围。

先生又常自嘲地说：“我所做的只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工作。”因为他是先从文本入手，逐字逐句地比较，对同一对象在不同地方记录的不同，逐一加以考察，把许多细小的歧异都一一检核出来。有时却因这细小之处而涉及到一个大问题的解释，涉及到一些定说的重新评价。他的所有理解都来自对细节的直接感受。先生说：这是小学生的工作，是谁都可以做的，只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一些知名学者也人云亦云地跟着错了。每当先生说到这类地方时，他会抬起头，离开书本，把老花眼镜稍稍下压，从镜架上方透出目光，扫视一过，然后轻轻地摇摇头，或是皱一皱眉，语调中带着一丝叹息。

对我来说，先生所说的，也即是在告诉我做学问的态度与门径。在80年代中，学术界浮躁的风气渐盛，侪辈动辄以构筑大的框架、体系而不屑实证，或者是想避开烦难之考据，不从第一手材料出发而另求快捷方式。我能一直坚持重实证的态度，是因为先生为我指明了方向。

学期中间，先生让学生做作业，是关于太史公生年考证的。王国维、郭沫若有不同的说法，后人大多承此两说而各持争议。徐先生说他已经写了文章，他让我们把各家所用的材料加以查核，将其推论重新演绎一遍，就好像是做数学练习题一样，最后一起来讨论。从中可以体会这些学者是怎样处理材料、作出推论的，为何同一材料而有不同结论，原因是考虑了哪些附加因素，合理与否，等等。这个作业的效果看来是很不错的，其中有同学提出新的实证材料，还被徐先生采入书中，并附记示谢。

徐先生在讲解作业时，更涉及到文献的理解与文献的辨伪问题。他说到，考证固然需要材料，但材料本身却不可以不加择别地予以相信。即使是当事者自己所说的，也是如此。因为说话的背景、场合不同，含义自有不同。

对我来说，可以用“恍然大悟”称之。因为在比较王国维与诸家之说的不同时，我发现王国维实际已经把所有可能的因素都充分考虑到了，尽管当时他并未发现某些材料；而反驳王国维之说者，往往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看似理由充足，实则前提已有缺陷。这便是为何大致相同的材料，常常有全然不同的理解与结论的原因。

以后，先生还对我说到，写论文，不要把所有材料都用完，论文所表现的，应是冰山之一角，更厚重的则在水面以下。驳论，则要抓其最关键的证据，关键之点辨明，其它辅助证据可以不必辨，因为前一点不成立，后一点自然也就倒了。这样文章才能简洁明了。

其实先生很少专门就这些方法问题作解说，大多是在说到某一具体问题、具体观点，顺带说到致误的原因时，才予以指出，所以令我印象深刻。

记得先生给我们这一届古代文学研究生上专题课时，是从他刚发表的那篇《汤显祖和晚明文艺思潮》讲起的。

先生是汤显祖研究的大家，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他所有关于汤显祖的论文中最有份量的一篇。先生诙谐地说，学者发表出来的文章，是“绣罢鸳鸯任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而他这是把金针度与人。他说一篇论文的触发点，也可能是文中很不起眼的一点，而且问题生发的过程，也未必同于论文表述的前后序次。他给我们展示了他对这个问题从思考到撰文的全过程，也补叙了并未在文中全部展示的材料与思考；告诉我们必须注意到将材料本身还原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作家们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等等。对我来说，这一课真正可谓是醍醐灌顶，终身享用不尽。

我第一篇论文是《摩钱取镕与五铢钱》，这是一篇千余字的考证，但涉及的问题不算太小，二年级时，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1984.2）上，也算是用先生所教予的考据方式的一种练习。徐先生在学报上看到后，说可以用这篇文章来代表学期成绩。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鼓励。

上图：黄仕忠所撰写的《摩钱取镕与五铢钱》，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下图：《史记》中的相关材料。（书版为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冯先思博士提供）

（二）

先生对于我的学习非常关心。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每一次见面，他总会说：“有什么问题？”遗憾的是我那时刚刚接触到学术的外围，根本无法与他对话。所以他只有叹息。有一次他问到学习与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时，我随口说，我们住的楼是学生广播站所在地，广播站太吵。他想了一下，说：“图书馆线装书部的门外，有一张长桌子，很安静，可以看书。”我不记得当时怎么回答，只记得是愣了一下，一时思绪万千。我常去线装书部，如果那儿人来人往仍可以不受影响的话，广播站的一点吵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广播站的“过错”，其实只是一早打破了我们的懒觉而已。令我惕然自思的是，我们有多少事情不是想着自我的改变，而总是抱怨环境？例如那时大家最喜欢发的对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学术条件的抱怨，都可以归为此类。

在“庆祝徐朔方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徐门子弟合影留念。（图片摄于2001年10月30日，黄仕忠教授提供）

徐先生多次不以为然地说到，学术是个人的事，在哪里做都是一样的。我是在很久以后才慢慢对先生的说法多了一些领悟。因为在读的研究生，总希望有一条什么快捷方式可以直达学术之巅；当不能做好时，总怀疑自己所得的条件不如别人。而先生说，如果你选择了正确的学术道路，要紧的即是具体地做的过程，任何氛围和方法都不会自动解决问题的。特别是现在的资料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选择的余地非常大，只要不是资料太缺乏的地方，则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反过来说，许多处于资料条件很好的地方的学者，并没有作出多少令人信服的成绩，也说明资料并非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只是以为，我辈身微，图书馆善本部的门坎又高，轮不着见到珍稀书籍，所以只有从当时容易得到的材料做起。再说对尚未入门的人来说，要学的很多，所有常见的东西，也都是珍本。当我后来查访《琵琶记》版本，得到了许多前辈名家也未见过的材料时，我体会到，原来以为只有名家才能得到珍稀材料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只有在有了问题以后，不断追寻，才可能获得罕见的材料，这材料也才“有用”。事实上，在今天，许多原来珍贵无比的材料，渐次影印出版，却并未见到学者更多的研究文章。因为大家仍是在期待那不可或见的资料。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于学问的心态问题。难怪那时先生对我们总是强调“学术氛围”不好，感到很是困惑了。

先生向来不为家事而找学生。有一次，先生来找我，说他母亲因摔跤骨折住院，医院电梯检修，而下午二时要拍X光片，必须由人从二楼抬下去，让我找同学帮个忙。我们到医院时，离约定时间还有不到十分钟。一眼看见先生站在病房门边的走廊上，脚下放着一个黑色人造皮革提包，双手捧着一本线装书。看见我们到了，他赶紧合拢书本，说：“啊，对不起，医生说可能还要晚几分钟。——你们带书了没有？”

我们面面相觑。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要带着书去。先生末尾这一问，近二十年来，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先生视时间如生命，而学术也就是他生命的重要构成部分。他总是抓紧每一分钟时间。他为可能比原定时间多耽搁我们几分钟而马上表示了歉意，他更以为还有几分钟时间，完全可以再看一会书，所以有此一问。而我们呢？我们什么时候想过要这样来利用时间？

我现在也把这件事，讲给我的学生听。因为他们总是说没有时间。但他们真的充分利用了时间了么？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件事的感受如何。

事后，先生告诉我，他有一本书即将出版，让我把帮了忙的同学的名字告诉他，他要送书以示感谢。这就是先生的风格。而这，也是我跟随先生的三年间，惟一为先生做的家事。

 

（三）

我在1996年出版的《琵琶记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后记里，感谢先生“授以惟真理是求的真谛，引领弟子初窥学问的门径”。这并非套话，而是真切感受。

 

先生多次谈到，观点应该鲜明；甚至可以和老师的意见不同，只要你能自圆其说。

没有想到的是，我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注定了与先生的观点相左。

我的论题是元末高明所作的南戏《琵琶记》。关于这部作品，1956年的六、七月间，有过一次将近一个月的讨论会。参加人数达170余人。各家意见之相异，发言之踊跃，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是“反右”前罕见的一次真正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了一本《琵琶记讨论专刊》，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十分巨大。
 

先生是会上“否定派”的主将，他的否定理由，以当时新潮的理论为依据，虽略有教条式理解的印记，但也有其逻辑的严密性。讨论会以“肯定派”占压倒优势而结束，徐先生本人也说他需要对自己的观点作重新考虑；但他提出的某些问题，由于时代的原因，肯定派其实也未能给出合理的解答。会后，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对《琵琶记》加以粗暴否定的倾向愈来愈烈，直至文革中对所有传统戏曲的彻底摒弃。而我在80年代初想做的工作，则是从“肯定派”立场，为高明“翻案”的。

我选择这一题目，是因为我做过一加一等于二的工作，仔细比较过不同的版本，注意到不同版本间的差别对于理解作品所表述的内容有重要的意义。我以为是持之有据了。既然可以自圆其说，那么肯定是合于先生要求的，作为毕业论文并无不妥。

后来才知道同学及朋友们都为我捏了一把冷汗。甚至参加论文答辩的老师，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即使到了现在，在人文科学领域，直接采用与导师完全相反的观点，还是易于被认作大逆不道的。有些学者，因为有人与其师有不同意见，便撰文强词夺理，以为这样是在捍卫师门的尊严；另外，也有很不错的学者，明知其导师之说存在问题，但因为导师已经这样说了，不仅径予采用，而且以此为基础，复加推论。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许只是一种装点门面的说法而已。但也有学者，不仅欢迎不同意见，还因材料的发现或时代、理论的发展，检讨自己的观点。这些，我后来在王季思先生那里看到了。而徐先生本人不仅一贯采用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而且也同样欢迎以学术的方式展开争论。所以我并不以为有什么“风险”。当然，我与先生交换过意见，得到了他的首肯，标准即是“自圆其说”。也许在先生的学术观念里，这只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

我不仅顺利过关，而且也留校任教了。

但这也不是说先生认同我的说法，他只是认为各人可以坚持各人的看法，只要你所依据的在理。所以此后关于《琵琶记》的讨论，我们仍有分歧，某些方面可以说有很大的分歧。但这也仍然是在学术的范围之内。而且对同一问题，我们也有许多的交流。我于1985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于借“元谱”之说以否定高明著作权的观点提出批评，从钮少雅自序与冯旭等序的比较，指出“大元天历间”之谱的说法不可信；又认为先生此前的文章未注意钮氏自序，故在肯定高明著作权时，却又信从了“元谱”之说，遂推定高明之前另有一个相近的文本，这是不对的。先生后来将论文收入文集时，修正了自己的看法。

 

又如关于高明的卒年，先生向我查问发表在《文献》的文章，我们的结论相同，而论证的角度可以互补。

 

但先生对我“从元本《琵琶记》看明人的歪曲”一文，提出很不客气的批评。他在发表前，将论文给我看。我觉得，他在一些关键之处误解了我的意思，例如他以为我也简单认同钱南扬先生的明本将“元本”改得“面目全非”的观点，其实，因为那篇文章发表在1986年的《杭州大学学报》上，我关于《琵琶记》版本问题的系列论文还未写成，而南戏研究大家钱南扬先生的观点却正流行；另外一些具体例证理解之不同，正是由于对于版本流变史以及对于作品和人物的总体理解有所不同之故。当然，其中也包含着我的某些思考还不成熟，表述或有不当。

 

多年后，我的《琵琶记研究》出版，也可以说是作了相应的答复。另外，先生认为《琵琶记》的版本之间，就全本整体而言，差异只是极少一部分，从这种比例来说，这些不多的出入应该不会影响到对整体的评解与理解；又认为版本的先后序列未必可以搞清楚，因为可能各有祖本，其祖本又各有交叉影响，难说孰先孰后。对此，我根据对明代数十种版本的考察，依然认为难以认同先生的看法。而我近来重温先生50年代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上发表的《琵琶记是怎样一个戏曲》一文时，我发现徐先生对赵五娘婆媳之间关系的分析，正是我后来从伦理角度重新认识《琵琶记》内在价值的出发点。

我很幸运，我有这么一位导师，以学术为唯一准则，一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厉，但另一方面给我学术的自由空间却又是十分的广阔。能够获得这种幸运的学生，在现在也未必有很多。因为坚持这一学术标准的学者并不多见。

 

（四）

先生认为，表扬一个人，对他不一定好；指出其不足，才能使他进步。

1986年秋，也即在留校一年后，我考上了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的博士生。赴广州前，我请先生提一些忠告。先生说：“我要说的意见，在以前都已经说了。不过，我要提醒你，王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但我们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的意见也不完全相同；我这里是讲批评的，王先生是不批评学生的；你要么适应，要么不适应。”

我后来慢慢体会到两种不同风格，其实是各有千秋，对我来说则可谓是相得益彰。我的理解，徐先生的严厉，对于初涉学术、尚未入门的学生来说，也可能会吓得知难而退；但这是学术的正道，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必须坚持这样的态度。王先生的宽厚，是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长进，会给予学生以自信，这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更是十分必要的。其实王先生并不是没有批评，但因其晚年待人之宽厚，总是先肯定成绩之后，再指出不足，故罕棒喝之效；而学生之不自知者，或许会陶醉于老先生的这一分肯定而忽略其批评之深义，遂不知轻重。

如果从两位先生的学术经历看，我妄以为，王先生早年藉藉无名却大受吴梅先生的恩惠，或许与他一生对待学生特别宽厚，并重视师生传授与提携后进，有其一定的联系；而徐先生从学西洋文学而最终归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更多地是以一己之力，特立独行地进入到学术深处，故更多地强调学者个人的操守，对于非学术的行为，毫不宽贷。

另外，徐先生那时正当盛年，处于学术成熟与高产时期，他所关注的，似乎更多地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太关注、也不太赞同构建学术梯队，以为应顺其自然。王季思先生则因年逾八旬，特别重视学问的薪火相传，以为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唯有化身千百，方能传之久远，故着意群体的学问及其传承问题。况且优秀的学者毕竟是可遇而未必可求；以群体的力量来弥补其不足，让一个普通的学者，也能够发挥其最大的潜能，也应该看作是学术的福气。

近年回杭时，我每次去见徐先生，他总是当面批评说：“你写得太多，太快了。”

我回味先生的话，写得太多，则意味读得太少；太快，则仍未去其浮躁，思考尚未成熟即图相炫。所以我近来较少发文章，有一些文章压在手边已有几年，总想，冷一冷，或许还有问题。冷一冷的另一结果，却是开始真正体会到求索、思考问题与写作成文本身的快乐；至于发不发表，或是先露面后露面，都不重要。虽然有时或许因此而被人“抢先”，但那也可能只是些时兴的泡沫而已，原不必再去增加一篇垃圾。况且某些学术问题数十年已未有人涉足，根本无人来“抢”；或则既为独特思考结果，必与人不相重复，也无可与争。

 

（五）

依照鄙见，徐先生的学问，可用“特立独行”称之。

先生似乎更像是一个 “独行侠”，无门无派，亦向来不屑。以个体的学问而论，在戏曲、小说研究领域，达到了极致；在当下的明代文学研究上，站在了最前列；在《史》、《汉》研究领域，则如掠过了一阵清风。他用自己独特的理解，构成一套富有个性的体系。他绣罢的鸳鸯，已经成为后辈效仿的范本。

先生之为人为事，所依据的，是一种理性。他向来反对媚俗。他所做的工作，如他所常说的，也只是“实事求是”四字而已。

因为事实是如此，如骨鲠在喉，所以先生有时不免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做几篇不合时宜的文章。

例如，他写了《汤显祖与梅毒》这样的论文，还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争取发表；又如他在名家云集的纪念昆曲艺术的讨论会上，说出既然被历史淘汰是必然，就不必花钱去“振兴”，也肯定是不可能振兴之类的话语，令在场者无不目瞪口呆；还如他在80年代出任全国人大代表时期，提案要求某高官为其子的犯法行为承担责任，尽管会场内并无响应者。凡此等等，难以一一列举。

 

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和梅毒》一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00年第一期。

作为以汤显祖研究而成名的专家，先生原本似乎应该为汤显祖“讳”。而先生还在被劝说不要发表关于《汤显祖与梅毒》一文时，疑惑地说：“我有材料呀！”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有所“讳”的问题，他求的是事实之真。且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章对于了解那一时代文人的生活与其社会关系，有特殊的意义，根本无损于汤显祖的清誉。

先生的某些不合时宜的话语，其实只是挑明皇帝没有穿衣服而已。不过，人们也不是不清楚这一点，只是觉得徐先生这样有名望的学者，不应该这般道破。由此可见先生仍保有率真之性。窃以为：如果一个严肃的学者，面对真实，仍得自欺欺人，那么，又还有谁会来点破这个事实呢？

当今学术界的某些状况，不正是如此吗？

所以，先生才在纪念他从教五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2001年11月,杭州）上，有所感慨地解嘲说：我是个“捣乱分子”。

我以为，先生所做的，只是基于一个严肃学者的基本准则：求真。先生所思考、所解说、所叙写的，原本不过是事实而已。有用抑无用，大多会受制于某一时期的某种价值观念，有用者亦未必能沿之久远，唯有真实，才是不灭的。一个学者应该以求真为务，只要所据者为真，且不管有无人认同，有用抑无用，都应该坚持。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学者明白这一基本准则，并且在坚持着呢？但有先生这样的学者导夫先路，我期待着后来者越来越多，而不是相反。

附记：此文为纪念徐朔方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而作，2002年2月撰于日本东京。徐朔方先生于2007年2月去世，兹以此文，以感念先生之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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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朔方（1923-2007），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小说戏曲研究家，著有《徐朔方集》(五卷)、《牡丹亭校注》、《长生殿校注》等数十种。

黄仕忠教授此文最初刊于《奎壁之光——庆祝徐步奎（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后经修订，以《徐门问学记》为题发表于《中国研究生》（2006年第6期）。今逢徐朔方先生去世十年，重发旧文于此，谨表怀念。

 

 （一）

1982年秋，我在杭州大学跟随徐朔方先生研习戏曲史，有着某种偶然。因为我原来是准备考小说的。报考前，才知道徐先生也要招生，是明清戏曲方向，基于对徐先生的学问的敬仰，我临时决定改考戏曲。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戏曲史。于是在临考前的三个月里，抱来有关戏曲的书籍，一顿猛啃。侥幸地，我成了那一届先生唯一的学生，也是第一个师从先生学戏曲的研究生。

但先生本人的研究并不限于戏曲，所以，我的课程并不是从戏曲开始的。在得到录取通知后，我拜访徐先生，他告诉我，下学期他给七九级本科生开《史汉研究》选修课，让我先看《史记》和《汉书》。所以我在暑假里通读了两书；此后又对两史篇章相同的部分，逐字对读，随手作笔记；又根据《史记》不同的版本，作了部分的比较。

先生在上课时讲解了一部分范文。他顺着司马迁的文章，随口解释词义，说出他的理解，补出文字后面的内容。对于没有做过课前预习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课程会是比较平淡的。但对我来说，感到的是一种震撼。因为我第一次真正领悟到书应该怎样读，古人的文字应该怎样去理解。同样的经历，是开学前他给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讲《牡丹亭》，那些我读过多次的文字，在先生轻描淡写的叙说中，洞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先生开这门课程，是因为当时他正在修订《史汉论稿》，后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1984）。其写作动议始于文革期间，因为当时戏曲已在“破除”之列，只有读这些史书是无碍的。书出，有学者以为先生学术已转向，更有同系学者向我表示对先生越“界”的不满。我的感觉，这部书既非纯从历史学角度的，也非纯是从文学角度的，更多地是从文献学角度作出的疏理。然后在文献的基础上，站在一种第三者的立场，对一些传统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也包含着把司马迁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理解，观察其心绪的变化与得失，因其情绪的因素而带给写作上的成功与不足，等等。后一方面他在课堂上讲得更透彻一些。这样的视角与观点，在我所猎涉的这个领域的有限著作里，是独特的，因为它也是基于一种心灵的对话。习惯以“无韵之《离骚》”的瞻仰的角度来看待《史记》的学者，对此可能不易接受，——因为曾有学者这样向我披露过。对我来说，却正是从这里开始，在学术的对象上，不再有神的存在；同时，还让我明白学术无疆界，无处不是学问，有见解即是学问，原不必画地为牢。

 

徐朔方先生的《史汉论稿》出版于1984年，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先生阅读史记、汉书的札记；下编为比较史记、汉书之异同。（图片源自互联网）

 

先生在课堂上毫不客气地对一些权威的观点提出批评，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见解，不作含糊之论。我后来明白，这是他固有的风格。当他发表不同意见时，哪怕是些微的不同，他也往往是先说一句：“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甚至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他喜欢指名道姓的争论、辩驳，而不管对手是有名或者完全无名。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在学术上都是平等的，指名道姓，才是对他人的尊重。因而他也时时期待着对手的响应，进行真正的学术论争。不过，先生的等待，大多会是失望和寂寞的。因为在大陆，直到现在我们也仍未见到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氛围。

先生又常自嘲地说：“我所做的只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工作。”因为他是先从文本入手，逐字逐句地比较，对同一对象在不同地方记录的不同，逐一加以考察，把许多细小的歧异都一一检核出来。有时却因这细小之处而涉及到一个大问题的解释，涉及到一些定说的重新评价。他的所有理解都来自对细节的直接感受。先生说：这是小学生的工作，是谁都可以做的，只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一些知名学者也人云亦云地跟着错了。每当先生说到这类地方时，他会抬起头，离开书本，把老花眼镜稍稍下压，从镜架上方透出目光，扫视一过，然后轻轻地摇摇头，或是皱一皱眉，语调中带着一丝叹息。

对我来说，先生所说的，也即是在告诉我做学问的态度与门径。在80年代中，学术界浮躁的风气渐盛，侪辈动辄以构筑大的框架、体系而不屑实证，或者是想避开烦难之考据，不从第一手材料出发而另求快捷方式。我能一直坚持重实证的态度，是因为先生为我指明了方向。

学期中间，先生让学生做作业，是关于太史公生年考证的。王国维、郭沫若有不同的说法，后人大多承此两说而各持争议。徐先生说他已经写了文章，他让我们把各家所用的材料加以查核，将其推论重新演绎一遍，就好像是做数学练习题一样，最后一起来讨论。从中可以体会这些学者是怎样处理材料、作出推论的，为何同一材料而有不同结论，原因是考虑了哪些附加因素，合理与否，等等。这个作业的效果看来是很不错的，其中有同学提出新的实证材料，还被徐先生采入书中，并附记示谢。

徐先生在讲解作业时，更涉及到文献的理解与文献的辨伪问题。他说到，考证固然需要材料，但材料本身却不可以不加择别地予以相信。即使是当事者自己所说的，也是如此。因为说话的背景、场合不同，含义自有不同。

对我来说，可以用“恍然大悟”称之。因为在比较王国维与诸家之说的不同时，我发现王国维实际已经把所有可能的因素都充分考虑到了，尽管当时他并未发现某些材料；而反驳王国维之说者，往往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看似理由充足，实则前提已有缺陷。这便是为何大致相同的材料，常常有全然不同的理解与结论的原因。

以后，先生还对我说到，写论文，不要把所有材料都用完，论文所表现的，应是冰山之一角，更厚重的则在水面以下。驳论，则要抓其最关键的证据，关键之点辨明，其它辅助证据可以不必辨，因为前一点不成立，后一点自然也就倒了。这样文章才能简洁明了。

其实先生很少专门就这些方法问题作解说，大多是在说到某一具体问题、具体观点，顺带说到致误的原因时，才予以指出，所以令我印象深刻。

记得先生给我们这一届古代文学研究生上专题课时，是从他刚发表的那篇《汤显祖和晚明文艺思潮》讲起的。

先生是汤显祖研究的大家，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他所有关于汤显祖的论文中最有份量的一篇。先生诙谐地说，学者发表出来的文章，是“绣罢鸳鸯任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而他这是把金针度与人。他说一篇论文的触发点，也可能是文中很不起眼的一点，而且问题生发的过程，也未必同于论文表述的前后序次。他给我们展示了他对这个问题从思考到撰文的全过程，也补叙了并未在文中全部展示的材料与思考；告诉我们必须注意到将材料本身还原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作家们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等等。对我来说，这一课真正可谓是醍醐灌顶，终身享用不尽。

我第一篇论文是《摩钱取镕与五铢钱》，这是一篇千余字的考证，但涉及的问题不算太小，二年级时，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1984.2）上，也算是用先生所教予的考据方式的一种练习。徐先生在学报上看到后，说可以用这篇文章来代表学期成绩。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鼓励。

上图：黄仕忠所撰写的《摩钱取镕与五铢钱》，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下图：《史记》中的相关材料。（书版为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冯先思博士提供）

（二）

先生对于我的学习非常关心。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每一次见面，他总会说：“有什么问题？”遗憾的是我那时刚刚接触到学术的外围，根本无法与他对话。所以他只有叹息。有一次他问到学习与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时，我随口说，我们住的楼是学生广播站所在地，广播站太吵。他想了一下，说：“图书馆线装书部的门外，有一张长桌子，很安静，可以看书。”我不记得当时怎么回答，只记得是愣了一下，一时思绪万千。我常去线装书部，如果那儿人来人往仍可以不受影响的话，广播站的一点吵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广播站的“过错”，其实只是一早打破了我们的懒觉而已。令我惕然自思的是，我们有多少事情不是想着自我的改变，而总是抱怨环境？例如那时大家最喜欢发的对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学术条件的抱怨，都可以归为此类。

在“庆祝徐朔方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徐门子弟合影留念。（图片摄于2001年10月30日，黄仕忠教授提供）

徐先生多次不以为然地说到，学术是个人的事，在哪里做都是一样的。我是在很久以后才慢慢对先生的说法多了一些领悟。因为在读的研究生，总希望有一条什么快捷方式可以直达学术之巅；当不能做好时，总怀疑自己所得的条件不如别人。而先生说，如果你选择了正确的学术道路，要紧的即是具体地做的过程，任何氛围和方法都不会自动解决问题的。特别是现在的资料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选择的余地非常大，只要不是资料太缺乏的地方，则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反过来说，许多处于资料条件很好的地方的学者，并没有作出多少令人信服的成绩，也说明资料并非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只是以为，我辈身微，图书馆善本部的门坎又高，轮不着见到珍稀书籍，所以只有从当时容易得到的材料做起。再说对尚未入门的人来说，要学的很多，所有常见的东西，也都是珍本。当我后来查访《琵琶记》版本，得到了许多前辈名家也未见过的材料时，我体会到，原来以为只有名家才能得到珍稀材料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只有在有了问题以后，不断追寻，才可能获得罕见的材料，这材料也才“有用”。事实上，在今天，许多原来珍贵无比的材料，渐次影印出版，却并未见到学者更多的研究文章。因为大家仍是在期待那不可或见的资料。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于学问的心态问题。难怪那时先生对我们总是强调“学术氛围”不好，感到很是困惑了。

先生向来不为家事而找学生。有一次，先生来找我，说他母亲因摔跤骨折住院，医院电梯检修，而下午二时要拍X光片，必须由人从二楼抬下去，让我找同学帮个忙。我们到医院时，离约定时间还有不到十分钟。一眼看见先生站在病房门边的走廊上，脚下放着一个黑色人造皮革提包，双手捧着一本线装书。看见我们到了，他赶紧合拢书本，说：“啊，对不起，医生说可能还要晚几分钟。——你们带书了没有？”

我们面面相觑。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要带着书去。先生末尾这一问，近二十年来，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先生视时间如生命，而学术也就是他生命的重要构成部分。他总是抓紧每一分钟时间。他为可能比原定时间多耽搁我们几分钟而马上表示了歉意，他更以为还有几分钟时间，完全可以再看一会书，所以有此一问。而我们呢？我们什么时候想过要这样来利用时间？

我现在也把这件事，讲给我的学生听。因为他们总是说没有时间。但他们真的充分利用了时间了么？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件事的感受如何。

事后，先生告诉我，他有一本书即将出版，让我把帮了忙的同学的名字告诉他，他要送书以示感谢。这就是先生的风格。而这，也是我跟随先生的三年间，惟一为先生做的家事。

 

（三）

我在1996年出版的《琵琶记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后记里，感谢先生“授以惟真理是求的真谛，引领弟子初窥学问的门径”。这并非套话，而是真切感受。

 

先生多次谈到，观点应该鲜明；甚至可以和老师的意见不同，只要你能自圆其说。

没有想到的是，我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注定了与先生的观点相左。

我的论题是元末高明所作的南戏《琵琶记》。关于这部作品，1956年的六、七月间，有过一次将近一个月的讨论会。参加人数达170余人。各家意见之相异，发言之踊跃，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是“反右”前罕见的一次真正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了一本《琵琶记讨论专刊》，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十分巨大。
 

先生是会上“否定派”的主将，他的否定理由，以当时新潮的理论为依据，虽略有教条式理解的印记，但也有其逻辑的严密性。讨论会以“肯定派”占压倒优势而结束，徐先生本人也说他需要对自己的观点作重新考虑；但他提出的某些问题，由于时代的原因，肯定派其实也未能给出合理的解答。会后，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对《琵琶记》加以粗暴否定的倾向愈来愈烈，直至文革中对所有传统戏曲的彻底摒弃。而我在80年代初想做的工作，则是从“肯定派”立场，为高明“翻案”的。

我选择这一题目，是因为我做过一加一等于二的工作，仔细比较过不同的版本，注意到不同版本间的差别对于理解作品所表述的内容有重要的意义。我以为是持之有据了。既然可以自圆其说，那么肯定是合于先生要求的，作为毕业论文并无不妥。

后来才知道同学及朋友们都为我捏了一把冷汗。甚至参加论文答辩的老师，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即使到了现在，在人文科学领域，直接采用与导师完全相反的观点，还是易于被认作大逆不道的。有些学者，因为有人与其师有不同意见，便撰文强词夺理，以为这样是在捍卫师门的尊严；另外，也有很不错的学者，明知其导师之说存在问题，但因为导师已经这样说了，不仅径予采用，而且以此为基础，复加推论。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许只是一种装点门面的说法而已。但也有学者，不仅欢迎不同意见，还因材料的发现或时代、理论的发展，检讨自己的观点。这些，我后来在王季思先生那里看到了。而徐先生本人不仅一贯采用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而且也同样欢迎以学术的方式展开争论。所以我并不以为有什么“风险”。当然，我与先生交换过意见，得到了他的首肯，标准即是“自圆其说”。也许在先生的学术观念里，这只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

我不仅顺利过关，而且也留校任教了。

但这也不是说先生认同我的说法，他只是认为各人可以坚持各人的看法，只要你所依据的在理。所以此后关于《琵琶记》的讨论，我们仍有分歧，某些方面可以说有很大的分歧。但这也仍然是在学术的范围之内。而且对同一问题，我们也有许多的交流。我于1985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于借“元谱”之说以否定高明著作权的观点提出批评，从钮少雅自序与冯旭等序的比较，指出“大元天历间”之谱的说法不可信；又认为先生此前的文章未注意钮氏自序，故在肯定高明著作权时，却又信从了“元谱”之说，遂推定高明之前另有一个相近的文本，这是不对的。先生后来将论文收入文集时，修正了自己的看法。

 

又如关于高明的卒年，先生向我查问发表在《文献》的文章，我们的结论相同，而论证的角度可以互补。

 

但先生对我“从元本《琵琶记》看明人的歪曲”一文，提出很不客气的批评。他在发表前，将论文给我看。我觉得，他在一些关键之处误解了我的意思，例如他以为我也简单认同钱南扬先生的明本将“元本”改得“面目全非”的观点，其实，因为那篇文章发表在1986年的《杭州大学学报》上，我关于《琵琶记》版本问题的系列论文还未写成，而南戏研究大家钱南扬先生的观点却正流行；另外一些具体例证理解之不同，正是由于对于版本流变史以及对于作品和人物的总体理解有所不同之故。当然，其中也包含着我的某些思考还不成熟，表述或有不当。

 

多年后，我的《琵琶记研究》出版，也可以说是作了相应的答复。另外，先生认为《琵琶记》的版本之间，就全本整体而言，差异只是极少一部分，从这种比例来说，这些不多的出入应该不会影响到对整体的评解与理解；又认为版本的先后序列未必可以搞清楚，因为可能各有祖本，其祖本又各有交叉影响，难说孰先孰后。对此，我根据对明代数十种版本的考察，依然认为难以认同先生的看法。而我近来重温先生50年代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上发表的《琵琶记是怎样一个戏曲》一文时，我发现徐先生对赵五娘婆媳之间关系的分析，正是我后来从伦理角度重新认识《琵琶记》内在价值的出发点。

我很幸运，我有这么一位导师，以学术为唯一准则，一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厉，但另一方面给我学术的自由空间却又是十分的广阔。能够获得这种幸运的学生，在现在也未必有很多。因为坚持这一学术标准的学者并不多见。

 

（四）

先生认为，表扬一个人，对他不一定好；指出其不足，才能使他进步。

1986年秋，也即在留校一年后，我考上了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的博士生。赴广州前，我请先生提一些忠告。先生说：“我要说的意见，在以前都已经说了。不过，我要提醒你，王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但我们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的意见也不完全相同；我这里是讲批评的，王先生是不批评学生的；你要么适应，要么不适应。”

我后来慢慢体会到两种不同风格，其实是各有千秋，对我来说则可谓是相得益彰。我的理解，徐先生的严厉，对于初涉学术、尚未入门的学生来说，也可能会吓得知难而退；但这是学术的正道，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必须坚持这样的态度。王先生的宽厚，是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长进，会给予学生以自信，这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更是十分必要的。其实王先生并不是没有批评，但因其晚年待人之宽厚，总是先肯定成绩之后，再指出不足，故罕棒喝之效；而学生之不自知者，或许会陶醉于老先生的这一分肯定而忽略其批评之深义，遂不知轻重。

如果从两位先生的学术经历看，我妄以为，王先生早年藉藉无名却大受吴梅先生的恩惠，或许与他一生对待学生特别宽厚，并重视师生传授与提携后进，有其一定的联系；而徐先生从学西洋文学而最终归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更多地是以一己之力，特立独行地进入到学术深处，故更多地强调学者个人的操守，对于非学术的行为，毫不宽贷。

另外，徐先生那时正当盛年，处于学术成熟与高产时期，他所关注的，似乎更多地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太关注、也不太赞同构建学术梯队，以为应顺其自然。王季思先生则因年逾八旬，特别重视学问的薪火相传，以为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唯有化身千百，方能传之久远，故着意群体的学问及其传承问题。况且优秀的学者毕竟是可遇而未必可求；以群体的力量来弥补其不足，让一个普通的学者，也能够发挥其最大的潜能，也应该看作是学术的福气。

近年回杭时，我每次去见徐先生，他总是当面批评说：“你写得太多，太快了。”

我回味先生的话，写得太多，则意味读得太少；太快，则仍未去其浮躁，思考尚未成熟即图相炫。所以我近来较少发文章，有一些文章压在手边已有几年，总想，冷一冷，或许还有问题。冷一冷的另一结果，却是开始真正体会到求索、思考问题与写作成文本身的快乐；至于发不发表，或是先露面后露面，都不重要。虽然有时或许因此而被人“抢先”，但那也可能只是些时兴的泡沫而已，原不必再去增加一篇垃圾。况且某些学术问题数十年已未有人涉足，根本无人来“抢”；或则既为独特思考结果，必与人不相重复，也无可与争。

 

（五）

依照鄙见，徐先生的学问，可用“特立独行”称之。

先生似乎更像是一个 “独行侠”，无门无派，亦向来不屑。以个体的学问而论，在戏曲、小说研究领域，达到了极致；在当下的明代文学研究上，站在了最前列；在《史》、《汉》研究领域，则如掠过了一阵清风。他用自己独特的理解，构成一套富有个性的体系。他绣罢的鸳鸯，已经成为后辈效仿的范本。

先生之为人为事，所依据的，是一种理性。他向来反对媚俗。他所做的工作，如他所常说的，也只是“实事求是”四字而已。

因为事实是如此，如骨鲠在喉，所以先生有时不免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做几篇不合时宜的文章。

例如，他写了《汤显祖与梅毒》这样的论文，还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争取发表；又如他在名家云集的纪念昆曲艺术的讨论会上，说出既然被历史淘汰是必然，就不必花钱去“振兴”，也肯定是不可能振兴之类的话语，令在场者无不目瞪口呆；还如他在80年代出任全国人大代表时期，提案要求某高官为其子的犯法行为承担责任，尽管会场内并无响应者。凡此等等，难以一一列举。

 

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和梅毒》一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00年第一期。

作为以汤显祖研究而成名的专家，先生原本似乎应该为汤显祖“讳”。而先生还在被劝说不要发表关于《汤显祖与梅毒》一文时，疑惑地说：“我有材料呀！”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有所“讳”的问题，他求的是事实之真。且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章对于了解那一时代文人的生活与其社会关系，有特殊的意义，根本无损于汤显祖的清誉。

先生的某些不合时宜的话语，其实只是挑明皇帝没有穿衣服而已。不过，人们也不是不清楚这一点，只是觉得徐先生这样有名望的学者，不应该这般道破。由此可见先生仍保有率真之性。窃以为：如果一个严肃的学者，面对真实，仍得自欺欺人，那么，又还有谁会来点破这个事实呢？

当今学术界的某些状况，不正是如此吗？

所以，先生才在纪念他从教五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2001年11月,杭州）上，有所感慨地解嘲说：我是个“捣乱分子”。

我以为，先生所做的，只是基于一个严肃学者的基本准则：求真。先生所思考、所解说、所叙写的，原本不过是事实而已。有用抑无用，大多会受制于某一时期的某种价值观念，有用者亦未必能沿之久远，唯有真实，才是不灭的。一个学者应该以求真为务，只要所据者为真，且不管有无人认同，有用抑无用，都应该坚持。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学者明白这一基本准则，并且在坚持着呢？但有先生这样的学者导夫先路，我期待着后来者越来越多，而不是相反。

附记：此文为纪念徐朔方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而作，2002年2月撰于日本东京。徐朔方先生于2007年2月去世，兹以此文，以感念先生之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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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朔方（1923-2007），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小说戏曲研究家，著有《徐朔方集》(五卷)、《牡丹亭校注》、《长生殿校注》等数十种。

黄仕忠教授此文最初刊于《奎壁之光——庆祝徐步奎（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后经修订，以《徐门问学记》为题发表于《中国研究生》（2006年第6期）。今逢徐朔方先生去世十年，重发旧文于此，谨表怀念。

 

 （一）

1982年秋，我在杭州大学跟随徐朔方先生研习戏曲史，有着某种偶然。因为我原来是准备考小说的。报考前，才知道徐先生也要招生，是明清戏曲方向，基于对徐先生的学问的敬仰，我临时决定改考戏曲。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戏曲史。于是在临考前的三个月里，抱来有关戏曲的书籍，一顿猛啃。侥幸地，我成了那一届先生唯一的学生，也是第一个师从先生学戏曲的研究生。

但先生本人的研究并不限于戏曲，所以，我的课程并不是从戏曲开始的。在得到录取通知后，我拜访徐先生，他告诉我，下学期他给七九级本科生开《史汉研究》选修课，让我先看《史记》和《汉书》。所以我在暑假里通读了两书；此后又对两史篇章相同的部分，逐字对读，随手作笔记；又根据《史记》不同的版本，作了部分的比较。

先生在上课时讲解了一部分范文。他顺着司马迁的文章，随口解释词义，说出他的理解，补出文字后面的内容。对于没有做过课前预习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课程会是比较平淡的。但对我来说，感到的是一种震撼。因为我第一次真正领悟到书应该怎样读，古人的文字应该怎样去理解。同样的经历，是开学前他给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讲《牡丹亭》，那些我读过多次的文字，在先生轻描淡写的叙说中，洞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先生开这门课程，是因为当时他正在修订《史汉论稿》，后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1984）。其写作动议始于文革期间，因为当时戏曲已在“破除”之列，只有读这些史书是无碍的。书出，有学者以为先生学术已转向，更有同系学者向我表示对先生越“界”的不满。我的感觉，这部书既非纯从历史学角度的，也非纯是从文学角度的，更多地是从文献学角度作出的疏理。然后在文献的基础上，站在一种第三者的立场，对一些传统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也包含着把司马迁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理解，观察其心绪的变化与得失，因其情绪的因素而带给写作上的成功与不足，等等。后一方面他在课堂上讲得更透彻一些。这样的视角与观点，在我所猎涉的这个领域的有限著作里，是独特的，因为它也是基于一种心灵的对话。习惯以“无韵之《离骚》”的瞻仰的角度来看待《史记》的学者，对此可能不易接受，——因为曾有学者这样向我披露过。对我来说，却正是从这里开始，在学术的对象上，不再有神的存在；同时，还让我明白学术无疆界，无处不是学问，有见解即是学问，原不必画地为牢。

 

徐朔方先生的《史汉论稿》出版于1984年，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先生阅读史记、汉书的札记；下编为比较史记、汉书之异同。（图片源自互联网）

 

先生在课堂上毫不客气地对一些权威的观点提出批评，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见解，不作含糊之论。我后来明白，这是他固有的风格。当他发表不同意见时，哪怕是些微的不同，他也往往是先说一句：“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甚至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他喜欢指名道姓的争论、辩驳，而不管对手是有名或者完全无名。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在学术上都是平等的，指名道姓，才是对他人的尊重。因而他也时时期待着对手的响应，进行真正的学术论争。不过，先生的等待，大多会是失望和寂寞的。因为在大陆，直到现在我们也仍未见到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氛围。

先生又常自嘲地说：“我所做的只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工作。”因为他是先从文本入手，逐字逐句地比较，对同一对象在不同地方记录的不同，逐一加以考察，把许多细小的歧异都一一检核出来。有时却因这细小之处而涉及到一个大问题的解释，涉及到一些定说的重新评价。他的所有理解都来自对细节的直接感受。先生说：这是小学生的工作，是谁都可以做的，只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一些知名学者也人云亦云地跟着错了。每当先生说到这类地方时，他会抬起头，离开书本，把老花眼镜稍稍下压，从镜架上方透出目光，扫视一过，然后轻轻地摇摇头，或是皱一皱眉，语调中带着一丝叹息。

对我来说，先生所说的，也即是在告诉我做学问的态度与门径。在80年代中，学术界浮躁的风气渐盛，侪辈动辄以构筑大的框架、体系而不屑实证，或者是想避开烦难之考据，不从第一手材料出发而另求快捷方式。我能一直坚持重实证的态度，是因为先生为我指明了方向。

学期中间，先生让学生做作业，是关于太史公生年考证的。王国维、郭沫若有不同的说法，后人大多承此两说而各持争议。徐先生说他已经写了文章，他让我们把各家所用的材料加以查核，将其推论重新演绎一遍，就好像是做数学练习题一样，最后一起来讨论。从中可以体会这些学者是怎样处理材料、作出推论的，为何同一材料而有不同结论，原因是考虑了哪些附加因素，合理与否，等等。这个作业的效果看来是很不错的，其中有同学提出新的实证材料，还被徐先生采入书中，并附记示谢。

徐先生在讲解作业时，更涉及到文献的理解与文献的辨伪问题。他说到，考证固然需要材料，但材料本身却不可以不加择别地予以相信。即使是当事者自己所说的，也是如此。因为说话的背景、场合不同，含义自有不同。

对我来说，可以用“恍然大悟”称之。因为在比较王国维与诸家之说的不同时，我发现王国维实际已经把所有可能的因素都充分考虑到了，尽管当时他并未发现某些材料；而反驳王国维之说者，往往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看似理由充足，实则前提已有缺陷。这便是为何大致相同的材料，常常有全然不同的理解与结论的原因。

以后，先生还对我说到，写论文，不要把所有材料都用完，论文所表现的，应是冰山之一角，更厚重的则在水面以下。驳论，则要抓其最关键的证据，关键之点辨明，其它辅助证据可以不必辨，因为前一点不成立，后一点自然也就倒了。这样文章才能简洁明了。

其实先生很少专门就这些方法问题作解说，大多是在说到某一具体问题、具体观点，顺带说到致误的原因时，才予以指出，所以令我印象深刻。

记得先生给我们这一届古代文学研究生上专题课时，是从他刚发表的那篇《汤显祖和晚明文艺思潮》讲起的。

先生是汤显祖研究的大家，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他所有关于汤显祖的论文中最有份量的一篇。先生诙谐地说，学者发表出来的文章，是“绣罢鸳鸯任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而他这是把金针度与人。他说一篇论文的触发点，也可能是文中很不起眼的一点，而且问题生发的过程，也未必同于论文表述的前后序次。他给我们展示了他对这个问题从思考到撰文的全过程，也补叙了并未在文中全部展示的材料与思考；告诉我们必须注意到将材料本身还原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作家们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等等。对我来说，这一课真正可谓是醍醐灌顶，终身享用不尽。

我第一篇论文是《摩钱取镕与五铢钱》，这是一篇千余字的考证，但涉及的问题不算太小，二年级时，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1984.2）上，也算是用先生所教予的考据方式的一种练习。徐先生在学报上看到后，说可以用这篇文章来代表学期成绩。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鼓励。

上图：黄仕忠所撰写的《摩钱取镕与五铢钱》，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下图：《史记》中的相关材料。（书版为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冯先思博士提供）

（二）

先生对于我的学习非常关心。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每一次见面，他总会说：“有什么问题？”遗憾的是我那时刚刚接触到学术的外围，根本无法与他对话。所以他只有叹息。有一次他问到学习与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时，我随口说，我们住的楼是学生广播站所在地，广播站太吵。他想了一下，说：“图书馆线装书部的门外，有一张长桌子，很安静，可以看书。”我不记得当时怎么回答，只记得是愣了一下，一时思绪万千。我常去线装书部，如果那儿人来人往仍可以不受影响的话，广播站的一点吵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广播站的“过错”，其实只是一早打破了我们的懒觉而已。令我惕然自思的是，我们有多少事情不是想着自我的改变，而总是抱怨环境？例如那时大家最喜欢发的对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学术条件的抱怨，都可以归为此类。

在“庆祝徐朔方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徐门子弟合影留念。（图片摄于2001年10月30日，黄仕忠教授提供）

徐先生多次不以为然地说到，学术是个人的事，在哪里做都是一样的。我是在很久以后才慢慢对先生的说法多了一些领悟。因为在读的研究生，总希望有一条什么快捷方式可以直达学术之巅；当不能做好时，总怀疑自己所得的条件不如别人。而先生说，如果你选择了正确的学术道路，要紧的即是具体地做的过程，任何氛围和方法都不会自动解决问题的。特别是现在的资料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选择的余地非常大，只要不是资料太缺乏的地方，则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反过来说，许多处于资料条件很好的地方的学者，并没有作出多少令人信服的成绩，也说明资料并非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只是以为，我辈身微，图书馆善本部的门坎又高，轮不着见到珍稀书籍，所以只有从当时容易得到的材料做起。再说对尚未入门的人来说，要学的很多，所有常见的东西，也都是珍本。当我后来查访《琵琶记》版本，得到了许多前辈名家也未见过的材料时，我体会到，原来以为只有名家才能得到珍稀材料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只有在有了问题以后，不断追寻，才可能获得罕见的材料，这材料也才“有用”。事实上，在今天，许多原来珍贵无比的材料，渐次影印出版，却并未见到学者更多的研究文章。因为大家仍是在期待那不可或见的资料。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于学问的心态问题。难怪那时先生对我们总是强调“学术氛围”不好，感到很是困惑了。

先生向来不为家事而找学生。有一次，先生来找我，说他母亲因摔跤骨折住院，医院电梯检修，而下午二时要拍X光片，必须由人从二楼抬下去，让我找同学帮个忙。我们到医院时，离约定时间还有不到十分钟。一眼看见先生站在病房门边的走廊上，脚下放着一个黑色人造皮革提包，双手捧着一本线装书。看见我们到了，他赶紧合拢书本，说：“啊，对不起，医生说可能还要晚几分钟。——你们带书了没有？”

我们面面相觑。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要带着书去。先生末尾这一问，近二十年来，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先生视时间如生命，而学术也就是他生命的重要构成部分。他总是抓紧每一分钟时间。他为可能比原定时间多耽搁我们几分钟而马上表示了歉意，他更以为还有几分钟时间，完全可以再看一会书，所以有此一问。而我们呢？我们什么时候想过要这样来利用时间？

我现在也把这件事，讲给我的学生听。因为他们总是说没有时间。但他们真的充分利用了时间了么？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件事的感受如何。

事后，先生告诉我，他有一本书即将出版，让我把帮了忙的同学的名字告诉他，他要送书以示感谢。这就是先生的风格。而这，也是我跟随先生的三年间，惟一为先生做的家事。

 

（三）

我在1996年出版的《琵琶记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后记里，感谢先生“授以惟真理是求的真谛，引领弟子初窥学问的门径”。这并非套话，而是真切感受。

 

先生多次谈到，观点应该鲜明；甚至可以和老师的意见不同，只要你能自圆其说。

没有想到的是，我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注定了与先生的观点相左。

我的论题是元末高明所作的南戏《琵琶记》。关于这部作品，1956年的六、七月间，有过一次将近一个月的讨论会。参加人数达170余人。各家意见之相异，发言之踊跃，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是“反右”前罕见的一次真正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了一本《琵琶记讨论专刊》，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十分巨大。
 

先生是会上“否定派”的主将，他的否定理由，以当时新潮的理论为依据，虽略有教条式理解的印记，但也有其逻辑的严密性。讨论会以“肯定派”占压倒优势而结束，徐先生本人也说他需要对自己的观点作重新考虑；但他提出的某些问题，由于时代的原因，肯定派其实也未能给出合理的解答。会后，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对《琵琶记》加以粗暴否定的倾向愈来愈烈，直至文革中对所有传统戏曲的彻底摒弃。而我在80年代初想做的工作，则是从“肯定派”立场，为高明“翻案”的。

我选择这一题目，是因为我做过一加一等于二的工作，仔细比较过不同的版本，注意到不同版本间的差别对于理解作品所表述的内容有重要的意义。我以为是持之有据了。既然可以自圆其说，那么肯定是合于先生要求的，作为毕业论文并无不妥。

后来才知道同学及朋友们都为我捏了一把冷汗。甚至参加论文答辩的老师，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即使到了现在，在人文科学领域，直接采用与导师完全相反的观点，还是易于被认作大逆不道的。有些学者，因为有人与其师有不同意见，便撰文强词夺理，以为这样是在捍卫师门的尊严；另外，也有很不错的学者，明知其导师之说存在问题，但因为导师已经这样说了，不仅径予采用，而且以此为基础，复加推论。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许只是一种装点门面的说法而已。但也有学者，不仅欢迎不同意见，还因材料的发现或时代、理论的发展，检讨自己的观点。这些，我后来在王季思先生那里看到了。而徐先生本人不仅一贯采用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而且也同样欢迎以学术的方式展开争论。所以我并不以为有什么“风险”。当然，我与先生交换过意见，得到了他的首肯，标准即是“自圆其说”。也许在先生的学术观念里，这只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

我不仅顺利过关，而且也留校任教了。

但这也不是说先生认同我的说法，他只是认为各人可以坚持各人的看法，只要你所依据的在理。所以此后关于《琵琶记》的讨论，我们仍有分歧，某些方面可以说有很大的分歧。但这也仍然是在学术的范围之内。而且对同一问题，我们也有许多的交流。我于1985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于借“元谱”之说以否定高明著作权的观点提出批评，从钮少雅自序与冯旭等序的比较，指出“大元天历间”之谱的说法不可信；又认为先生此前的文章未注意钮氏自序，故在肯定高明著作权时，却又信从了“元谱”之说，遂推定高明之前另有一个相近的文本，这是不对的。先生后来将论文收入文集时，修正了自己的看法。

 

又如关于高明的卒年，先生向我查问发表在《文献》的文章，我们的结论相同，而论证的角度可以互补。

 

但先生对我“从元本《琵琶记》看明人的歪曲”一文，提出很不客气的批评。他在发表前，将论文给我看。我觉得，他在一些关键之处误解了我的意思，例如他以为我也简单认同钱南扬先生的明本将“元本”改得“面目全非”的观点，其实，因为那篇文章发表在1986年的《杭州大学学报》上，我关于《琵琶记》版本问题的系列论文还未写成，而南戏研究大家钱南扬先生的观点却正流行；另外一些具体例证理解之不同，正是由于对于版本流变史以及对于作品和人物的总体理解有所不同之故。当然，其中也包含着我的某些思考还不成熟，表述或有不当。

 

多年后，我的《琵琶记研究》出版，也可以说是作了相应的答复。另外，先生认为《琵琶记》的版本之间，就全本整体而言，差异只是极少一部分，从这种比例来说，这些不多的出入应该不会影响到对整体的评解与理解；又认为版本的先后序列未必可以搞清楚，因为可能各有祖本，其祖本又各有交叉影响，难说孰先孰后。对此，我根据对明代数十种版本的考察，依然认为难以认同先生的看法。而我近来重温先生50年代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上发表的《琵琶记是怎样一个戏曲》一文时，我发现徐先生对赵五娘婆媳之间关系的分析，正是我后来从伦理角度重新认识《琵琶记》内在价值的出发点。

我很幸运，我有这么一位导师，以学术为唯一准则，一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厉，但另一方面给我学术的自由空间却又是十分的广阔。能够获得这种幸运的学生，在现在也未必有很多。因为坚持这一学术标准的学者并不多见。

 

（四）

先生认为，表扬一个人，对他不一定好；指出其不足，才能使他进步。

1986年秋，也即在留校一年后，我考上了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的博士生。赴广州前，我请先生提一些忠告。先生说：“我要说的意见，在以前都已经说了。不过，我要提醒你，王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但我们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的意见也不完全相同；我这里是讲批评的，王先生是不批评学生的；你要么适应，要么不适应。”

我后来慢慢体会到两种不同风格，其实是各有千秋，对我来说则可谓是相得益彰。我的理解，徐先生的严厉，对于初涉学术、尚未入门的学生来说，也可能会吓得知难而退；但这是学术的正道，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必须坚持这样的态度。王先生的宽厚，是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长进，会给予学生以自信，这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更是十分必要的。其实王先生并不是没有批评，但因其晚年待人之宽厚，总是先肯定成绩之后，再指出不足，故罕棒喝之效；而学生之不自知者，或许会陶醉于老先生的这一分肯定而忽略其批评之深义，遂不知轻重。

如果从两位先生的学术经历看，我妄以为，王先生早年藉藉无名却大受吴梅先生的恩惠，或许与他一生对待学生特别宽厚，并重视师生传授与提携后进，有其一定的联系；而徐先生从学西洋文学而最终归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更多地是以一己之力，特立独行地进入到学术深处，故更多地强调学者个人的操守，对于非学术的行为，毫不宽贷。

另外，徐先生那时正当盛年，处于学术成熟与高产时期，他所关注的，似乎更多地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太关注、也不太赞同构建学术梯队，以为应顺其自然。王季思先生则因年逾八旬，特别重视学问的薪火相传，以为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唯有化身千百，方能传之久远，故着意群体的学问及其传承问题。况且优秀的学者毕竟是可遇而未必可求；以群体的力量来弥补其不足，让一个普通的学者，也能够发挥其最大的潜能，也应该看作是学术的福气。

近年回杭时，我每次去见徐先生，他总是当面批评说：“你写得太多，太快了。”

我回味先生的话，写得太多，则意味读得太少；太快，则仍未去其浮躁，思考尚未成熟即图相炫。所以我近来较少发文章，有一些文章压在手边已有几年，总想，冷一冷，或许还有问题。冷一冷的另一结果，却是开始真正体会到求索、思考问题与写作成文本身的快乐；至于发不发表，或是先露面后露面，都不重要。虽然有时或许因此而被人“抢先”，但那也可能只是些时兴的泡沫而已，原不必再去增加一篇垃圾。况且某些学术问题数十年已未有人涉足，根本无人来“抢”；或则既为独特思考结果，必与人不相重复，也无可与争。

 

（五）

依照鄙见，徐先生的学问，可用“特立独行”称之。

先生似乎更像是一个 “独行侠”，无门无派，亦向来不屑。以个体的学问而论，在戏曲、小说研究领域，达到了极致；在当下的明代文学研究上，站在了最前列；在《史》、《汉》研究领域，则如掠过了一阵清风。他用自己独特的理解，构成一套富有个性的体系。他绣罢的鸳鸯，已经成为后辈效仿的范本。

先生之为人为事，所依据的，是一种理性。他向来反对媚俗。他所做的工作，如他所常说的，也只是“实事求是”四字而已。

因为事实是如此，如骨鲠在喉，所以先生有时不免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做几篇不合时宜的文章。

例如，他写了《汤显祖与梅毒》这样的论文，还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争取发表；又如他在名家云集的纪念昆曲艺术的讨论会上，说出既然被历史淘汰是必然，就不必花钱去“振兴”，也肯定是不可能振兴之类的话语，令在场者无不目瞪口呆；还如他在80年代出任全国人大代表时期，提案要求某高官为其子的犯法行为承担责任，尽管会场内并无响应者。凡此等等，难以一一列举。

 

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和梅毒》一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00年第一期。

作为以汤显祖研究而成名的专家，先生原本似乎应该为汤显祖“讳”。而先生还在被劝说不要发表关于《汤显祖与梅毒》一文时，疑惑地说：“我有材料呀！”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有所“讳”的问题，他求的是事实之真。且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章对于了解那一时代文人的生活与其社会关系，有特殊的意义，根本无损于汤显祖的清誉。

先生的某些不合时宜的话语，其实只是挑明皇帝没有穿衣服而已。不过，人们也不是不清楚这一点，只是觉得徐先生这样有名望的学者，不应该这般道破。由此可见先生仍保有率真之性。窃以为：如果一个严肃的学者，面对真实，仍得自欺欺人，那么，又还有谁会来点破这个事实呢？

当今学术界的某些状况，不正是如此吗？

所以，先生才在纪念他从教五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2001年11月,杭州）上，有所感慨地解嘲说：我是个“捣乱分子”。

我以为，先生所做的，只是基于一个严肃学者的基本准则：求真。先生所思考、所解说、所叙写的，原本不过是事实而已。有用抑无用，大多会受制于某一时期的某种价值观念，有用者亦未必能沿之久远，唯有真实，才是不灭的。一个学者应该以求真为务，只要所据者为真，且不管有无人认同，有用抑无用，都应该坚持。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学者明白这一基本准则，并且在坚持着呢？但有先生这样的学者导夫先路，我期待着后来者越来越多，而不是相反。

附记：此文为纪念徐朔方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而作，2002年2月撰于日本东京。徐朔方先生于2007年2月去世，兹以此文，以感念先生之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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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朔方（1923-2007），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小说戏曲研究家，著有《徐朔方集》(五卷)、《牡丹亭校注》、《长生殿校注》等数十种。

黄仕忠教授此文最初刊于《奎壁之光——庆祝徐步奎（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后经修订，以《徐门问学记》为题发表于《中国研究生》（2006年第6期）。今逢徐朔方先生去世十年，重发旧文于此，谨表怀念。

 

 （一）

1982年秋，我在杭州大学跟随徐朔方先生研习戏曲史，有着某种偶然。因为我原来是准备考小说的。报考前，才知道徐先生也要招生，是明清戏曲方向，基于对徐先生的学问的敬仰，我临时决定改考戏曲。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戏曲史。于是在临考前的三个月里，抱来有关戏曲的书籍，一顿猛啃。侥幸地，我成了那一届先生唯一的学生，也是第一个师从先生学戏曲的研究生。

但先生本人的研究并不限于戏曲，所以，我的课程并不是从戏曲开始的。在得到录取通知后，我拜访徐先生，他告诉我，下学期他给七九级本科生开《史汉研究》选修课，让我先看《史记》和《汉书》。所以我在暑假里通读了两书；此后又对两史篇章相同的部分，逐字对读，随手作笔记；又根据《史记》不同的版本，作了部分的比较。

先生在上课时讲解了一部分范文。他顺着司马迁的文章，随口解释词义，说出他的理解，补出文字后面的内容。对于没有做过课前预习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课程会是比较平淡的。但对我来说，感到的是一种震撼。因为我第一次真正领悟到书应该怎样读，古人的文字应该怎样去理解。同样的经历，是开学前他给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讲《牡丹亭》，那些我读过多次的文字，在先生轻描淡写的叙说中，洞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先生开这门课程，是因为当时他正在修订《史汉论稿》，后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1984）。其写作动议始于文革期间，因为当时戏曲已在“破除”之列，只有读这些史书是无碍的。书出，有学者以为先生学术已转向，更有同系学者向我表示对先生越“界”的不满。我的感觉，这部书既非纯从历史学角度的，也非纯是从文学角度的，更多地是从文献学角度作出的疏理。然后在文献的基础上，站在一种第三者的立场，对一些传统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也包含着把司马迁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理解，观察其心绪的变化与得失，因其情绪的因素而带给写作上的成功与不足，等等。后一方面他在课堂上讲得更透彻一些。这样的视角与观点，在我所猎涉的这个领域的有限著作里，是独特的，因为它也是基于一种心灵的对话。习惯以“无韵之《离骚》”的瞻仰的角度来看待《史记》的学者，对此可能不易接受，——因为曾有学者这样向我披露过。对我来说，却正是从这里开始，在学术的对象上，不再有神的存在；同时，还让我明白学术无疆界，无处不是学问，有见解即是学问，原不必画地为牢。

 

徐朔方先生的《史汉论稿》出版于1984年，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先生阅读史记、汉书的札记；下编为比较史记、汉书之异同。（图片源自互联网）

 

先生在课堂上毫不客气地对一些权威的观点提出批评，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见解，不作含糊之论。我后来明白，这是他固有的风格。当他发表不同意见时，哪怕是些微的不同，他也往往是先说一句：“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甚至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他喜欢指名道姓的争论、辩驳，而不管对手是有名或者完全无名。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在学术上都是平等的，指名道姓，才是对他人的尊重。因而他也时时期待着对手的响应，进行真正的学术论争。不过，先生的等待，大多会是失望和寂寞的。因为在大陆，直到现在我们也仍未见到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氛围。

先生又常自嘲地说：“我所做的只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工作。”因为他是先从文本入手，逐字逐句地比较，对同一对象在不同地方记录的不同，逐一加以考察，把许多细小的歧异都一一检核出来。有时却因这细小之处而涉及到一个大问题的解释，涉及到一些定说的重新评价。他的所有理解都来自对细节的直接感受。先生说：这是小学生的工作，是谁都可以做的，只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一些知名学者也人云亦云地跟着错了。每当先生说到这类地方时，他会抬起头，离开书本，把老花眼镜稍稍下压，从镜架上方透出目光，扫视一过，然后轻轻地摇摇头，或是皱一皱眉，语调中带着一丝叹息。

对我来说，先生所说的，也即是在告诉我做学问的态度与门径。在80年代中，学术界浮躁的风气渐盛，侪辈动辄以构筑大的框架、体系而不屑实证，或者是想避开烦难之考据，不从第一手材料出发而另求快捷方式。我能一直坚持重实证的态度，是因为先生为我指明了方向。

学期中间，先生让学生做作业，是关于太史公生年考证的。王国维、郭沫若有不同的说法，后人大多承此两说而各持争议。徐先生说他已经写了文章，他让我们把各家所用的材料加以查核，将其推论重新演绎一遍，就好像是做数学练习题一样，最后一起来讨论。从中可以体会这些学者是怎样处理材料、作出推论的，为何同一材料而有不同结论，原因是考虑了哪些附加因素，合理与否，等等。这个作业的效果看来是很不错的，其中有同学提出新的实证材料，还被徐先生采入书中，并附记示谢。

徐先生在讲解作业时，更涉及到文献的理解与文献的辨伪问题。他说到，考证固然需要材料，但材料本身却不可以不加择别地予以相信。即使是当事者自己所说的，也是如此。因为说话的背景、场合不同，含义自有不同。

对我来说，可以用“恍然大悟”称之。因为在比较王国维与诸家之说的不同时，我发现王国维实际已经把所有可能的因素都充分考虑到了，尽管当时他并未发现某些材料；而反驳王国维之说者，往往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看似理由充足，实则前提已有缺陷。这便是为何大致相同的材料，常常有全然不同的理解与结论的原因。

以后，先生还对我说到，写论文，不要把所有材料都用完，论文所表现的，应是冰山之一角，更厚重的则在水面以下。驳论，则要抓其最关键的证据，关键之点辨明，其它辅助证据可以不必辨，因为前一点不成立，后一点自然也就倒了。这样文章才能简洁明了。

其实先生很少专门就这些方法问题作解说，大多是在说到某一具体问题、具体观点，顺带说到致误的原因时，才予以指出，所以令我印象深刻。

记得先生给我们这一届古代文学研究生上专题课时，是从他刚发表的那篇《汤显祖和晚明文艺思潮》讲起的。

先生是汤显祖研究的大家，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他所有关于汤显祖的论文中最有份量的一篇。先生诙谐地说，学者发表出来的文章，是“绣罢鸳鸯任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而他这是把金针度与人。他说一篇论文的触发点，也可能是文中很不起眼的一点，而且问题生发的过程，也未必同于论文表述的前后序次。他给我们展示了他对这个问题从思考到撰文的全过程，也补叙了并未在文中全部展示的材料与思考；告诉我们必须注意到将材料本身还原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作家们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等等。对我来说，这一课真正可谓是醍醐灌顶，终身享用不尽。

我第一篇论文是《摩钱取镕与五铢钱》，这是一篇千余字的考证，但涉及的问题不算太小，二年级时，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1984.2）上，也算是用先生所教予的考据方式的一种练习。徐先生在学报上看到后，说可以用这篇文章来代表学期成绩。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鼓励。

上图：黄仕忠所撰写的《摩钱取镕与五铢钱》，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下图：《史记》中的相关材料。（书版为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冯先思博士提供）

（二）

先生对于我的学习非常关心。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每一次见面，他总会说：“有什么问题？”遗憾的是我那时刚刚接触到学术的外围，根本无法与他对话。所以他只有叹息。有一次他问到学习与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时，我随口说，我们住的楼是学生广播站所在地，广播站太吵。他想了一下，说：“图书馆线装书部的门外，有一张长桌子，很安静，可以看书。”我不记得当时怎么回答，只记得是愣了一下，一时思绪万千。我常去线装书部，如果那儿人来人往仍可以不受影响的话，广播站的一点吵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广播站的“过错”，其实只是一早打破了我们的懒觉而已。令我惕然自思的是，我们有多少事情不是想着自我的改变，而总是抱怨环境？例如那时大家最喜欢发的对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学术条件的抱怨，都可以归为此类。

在“庆祝徐朔方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徐门子弟合影留念。（图片摄于2001年10月30日，黄仕忠教授提供）

徐先生多次不以为然地说到，学术是个人的事，在哪里做都是一样的。我是在很久以后才慢慢对先生的说法多了一些领悟。因为在读的研究生，总希望有一条什么快捷方式可以直达学术之巅；当不能做好时，总怀疑自己所得的条件不如别人。而先生说，如果你选择了正确的学术道路，要紧的即是具体地做的过程，任何氛围和方法都不会自动解决问题的。特别是现在的资料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选择的余地非常大，只要不是资料太缺乏的地方，则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反过来说，许多处于资料条件很好的地方的学者，并没有作出多少令人信服的成绩，也说明资料并非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只是以为，我辈身微，图书馆善本部的门坎又高，轮不着见到珍稀书籍，所以只有从当时容易得到的材料做起。再说对尚未入门的人来说，要学的很多，所有常见的东西，也都是珍本。当我后来查访《琵琶记》版本，得到了许多前辈名家也未见过的材料时，我体会到，原来以为只有名家才能得到珍稀材料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只有在有了问题以后，不断追寻，才可能获得罕见的材料，这材料也才“有用”。事实上，在今天，许多原来珍贵无比的材料，渐次影印出版，却并未见到学者更多的研究文章。因为大家仍是在期待那不可或见的资料。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于学问的心态问题。难怪那时先生对我们总是强调“学术氛围”不好，感到很是困惑了。

先生向来不为家事而找学生。有一次，先生来找我，说他母亲因摔跤骨折住院，医院电梯检修，而下午二时要拍X光片，必须由人从二楼抬下去，让我找同学帮个忙。我们到医院时，离约定时间还有不到十分钟。一眼看见先生站在病房门边的走廊上，脚下放着一个黑色人造皮革提包，双手捧着一本线装书。看见我们到了，他赶紧合拢书本，说：“啊，对不起，医生说可能还要晚几分钟。——你们带书了没有？”

我们面面相觑。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要带着书去。先生末尾这一问，近二十年来，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先生视时间如生命，而学术也就是他生命的重要构成部分。他总是抓紧每一分钟时间。他为可能比原定时间多耽搁我们几分钟而马上表示了歉意，他更以为还有几分钟时间，完全可以再看一会书，所以有此一问。而我们呢？我们什么时候想过要这样来利用时间？

我现在也把这件事，讲给我的学生听。因为他们总是说没有时间。但他们真的充分利用了时间了么？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件事的感受如何。

事后，先生告诉我，他有一本书即将出版，让我把帮了忙的同学的名字告诉他，他要送书以示感谢。这就是先生的风格。而这，也是我跟随先生的三年间，惟一为先生做的家事。

 

（三）

我在1996年出版的《琵琶记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后记里，感谢先生“授以惟真理是求的真谛，引领弟子初窥学问的门径”。这并非套话，而是真切感受。

 

先生多次谈到，观点应该鲜明；甚至可以和老师的意见不同，只要你能自圆其说。

没有想到的是，我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注定了与先生的观点相左。

我的论题是元末高明所作的南戏《琵琶记》。关于这部作品，1956年的六、七月间，有过一次将近一个月的讨论会。参加人数达170余人。各家意见之相异，发言之踊跃，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是“反右”前罕见的一次真正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了一本《琵琶记讨论专刊》，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十分巨大。
 

先生是会上“否定派”的主将，他的否定理由，以当时新潮的理论为依据，虽略有教条式理解的印记，但也有其逻辑的严密性。讨论会以“肯定派”占压倒优势而结束，徐先生本人也说他需要对自己的观点作重新考虑；但他提出的某些问题，由于时代的原因，肯定派其实也未能给出合理的解答。会后，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对《琵琶记》加以粗暴否定的倾向愈来愈烈，直至文革中对所有传统戏曲的彻底摒弃。而我在80年代初想做的工作，则是从“肯定派”立场，为高明“翻案”的。

我选择这一题目，是因为我做过一加一等于二的工作，仔细比较过不同的版本，注意到不同版本间的差别对于理解作品所表述的内容有重要的意义。我以为是持之有据了。既然可以自圆其说，那么肯定是合于先生要求的，作为毕业论文并无不妥。

后来才知道同学及朋友们都为我捏了一把冷汗。甚至参加论文答辩的老师，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即使到了现在，在人文科学领域，直接采用与导师完全相反的观点，还是易于被认作大逆不道的。有些学者，因为有人与其师有不同意见，便撰文强词夺理，以为这样是在捍卫师门的尊严；另外，也有很不错的学者，明知其导师之说存在问题，但因为导师已经这样说了，不仅径予采用，而且以此为基础，复加推论。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许只是一种装点门面的说法而已。但也有学者，不仅欢迎不同意见，还因材料的发现或时代、理论的发展，检讨自己的观点。这些，我后来在王季思先生那里看到了。而徐先生本人不仅一贯采用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而且也同样欢迎以学术的方式展开争论。所以我并不以为有什么“风险”。当然，我与先生交换过意见，得到了他的首肯，标准即是“自圆其说”。也许在先生的学术观念里，这只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

我不仅顺利过关，而且也留校任教了。

但这也不是说先生认同我的说法，他只是认为各人可以坚持各人的看法，只要你所依据的在理。所以此后关于《琵琶记》的讨论，我们仍有分歧，某些方面可以说有很大的分歧。但这也仍然是在学术的范围之内。而且对同一问题，我们也有许多的交流。我于1985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于借“元谱”之说以否定高明著作权的观点提出批评，从钮少雅自序与冯旭等序的比较，指出“大元天历间”之谱的说法不可信；又认为先生此前的文章未注意钮氏自序，故在肯定高明著作权时，却又信从了“元谱”之说，遂推定高明之前另有一个相近的文本，这是不对的。先生后来将论文收入文集时，修正了自己的看法。

 

又如关于高明的卒年，先生向我查问发表在《文献》的文章，我们的结论相同，而论证的角度可以互补。

 

但先生对我“从元本《琵琶记》看明人的歪曲”一文，提出很不客气的批评。他在发表前，将论文给我看。我觉得，他在一些关键之处误解了我的意思，例如他以为我也简单认同钱南扬先生的明本将“元本”改得“面目全非”的观点，其实，因为那篇文章发表在1986年的《杭州大学学报》上，我关于《琵琶记》版本问题的系列论文还未写成，而南戏研究大家钱南扬先生的观点却正流行；另外一些具体例证理解之不同，正是由于对于版本流变史以及对于作品和人物的总体理解有所不同之故。当然，其中也包含着我的某些思考还不成熟，表述或有不当。

 

多年后，我的《琵琶记研究》出版，也可以说是作了相应的答复。另外，先生认为《琵琶记》的版本之间，就全本整体而言，差异只是极少一部分，从这种比例来说，这些不多的出入应该不会影响到对整体的评解与理解；又认为版本的先后序列未必可以搞清楚，因为可能各有祖本，其祖本又各有交叉影响，难说孰先孰后。对此，我根据对明代数十种版本的考察，依然认为难以认同先生的看法。而我近来重温先生50年代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上发表的《琵琶记是怎样一个戏曲》一文时，我发现徐先生对赵五娘婆媳之间关系的分析，正是我后来从伦理角度重新认识《琵琶记》内在价值的出发点。

我很幸运，我有这么一位导师，以学术为唯一准则，一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厉，但另一方面给我学术的自由空间却又是十分的广阔。能够获得这种幸运的学生，在现在也未必有很多。因为坚持这一学术标准的学者并不多见。

 

（四）

先生认为，表扬一个人，对他不一定好；指出其不足，才能使他进步。

1986年秋，也即在留校一年后，我考上了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的博士生。赴广州前，我请先生提一些忠告。先生说：“我要说的意见，在以前都已经说了。不过，我要提醒你，王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但我们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的意见也不完全相同；我这里是讲批评的，王先生是不批评学生的；你要么适应，要么不适应。”

我后来慢慢体会到两种不同风格，其实是各有千秋，对我来说则可谓是相得益彰。我的理解，徐先生的严厉，对于初涉学术、尚未入门的学生来说，也可能会吓得知难而退；但这是学术的正道，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必须坚持这样的态度。王先生的宽厚，是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长进，会给予学生以自信，这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更是十分必要的。其实王先生并不是没有批评，但因其晚年待人之宽厚，总是先肯定成绩之后，再指出不足，故罕棒喝之效；而学生之不自知者，或许会陶醉于老先生的这一分肯定而忽略其批评之深义，遂不知轻重。

如果从两位先生的学术经历看，我妄以为，王先生早年藉藉无名却大受吴梅先生的恩惠，或许与他一生对待学生特别宽厚，并重视师生传授与提携后进，有其一定的联系；而徐先生从学西洋文学而最终归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更多地是以一己之力，特立独行地进入到学术深处，故更多地强调学者个人的操守，对于非学术的行为，毫不宽贷。

另外，徐先生那时正当盛年，处于学术成熟与高产时期，他所关注的，似乎更多地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太关注、也不太赞同构建学术梯队，以为应顺其自然。王季思先生则因年逾八旬，特别重视学问的薪火相传，以为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唯有化身千百，方能传之久远，故着意群体的学问及其传承问题。况且优秀的学者毕竟是可遇而未必可求；以群体的力量来弥补其不足，让一个普通的学者，也能够发挥其最大的潜能，也应该看作是学术的福气。

近年回杭时，我每次去见徐先生，他总是当面批评说：“你写得太多，太快了。”

我回味先生的话，写得太多，则意味读得太少；太快，则仍未去其浮躁，思考尚未成熟即图相炫。所以我近来较少发文章，有一些文章压在手边已有几年，总想，冷一冷，或许还有问题。冷一冷的另一结果，却是开始真正体会到求索、思考问题与写作成文本身的快乐；至于发不发表，或是先露面后露面，都不重要。虽然有时或许因此而被人“抢先”，但那也可能只是些时兴的泡沫而已，原不必再去增加一篇垃圾。况且某些学术问题数十年已未有人涉足，根本无人来“抢”；或则既为独特思考结果，必与人不相重复，也无可与争。

 

（五）

依照鄙见，徐先生的学问，可用“特立独行”称之。

先生似乎更像是一个 “独行侠”，无门无派，亦向来不屑。以个体的学问而论，在戏曲、小说研究领域，达到了极致；在当下的明代文学研究上，站在了最前列；在《史》、《汉》研究领域，则如掠过了一阵清风。他用自己独特的理解，构成一套富有个性的体系。他绣罢的鸳鸯，已经成为后辈效仿的范本。

先生之为人为事，所依据的，是一种理性。他向来反对媚俗。他所做的工作，如他所常说的，也只是“实事求是”四字而已。

因为事实是如此，如骨鲠在喉，所以先生有时不免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做几篇不合时宜的文章。

例如，他写了《汤显祖与梅毒》这样的论文，还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争取发表；又如他在名家云集的纪念昆曲艺术的讨论会上，说出既然被历史淘汰是必然，就不必花钱去“振兴”，也肯定是不可能振兴之类的话语，令在场者无不目瞪口呆；还如他在80年代出任全国人大代表时期，提案要求某高官为其子的犯法行为承担责任，尽管会场内并无响应者。凡此等等，难以一一列举。

 

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和梅毒》一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00年第一期。

作为以汤显祖研究而成名的专家，先生原本似乎应该为汤显祖“讳”。而先生还在被劝说不要发表关于《汤显祖与梅毒》一文时，疑惑地说：“我有材料呀！”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有所“讳”的问题，他求的是事实之真。且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章对于了解那一时代文人的生活与其社会关系，有特殊的意义，根本无损于汤显祖的清誉。

先生的某些不合时宜的话语，其实只是挑明皇帝没有穿衣服而已。不过，人们也不是不清楚这一点，只是觉得徐先生这样有名望的学者，不应该这般道破。由此可见先生仍保有率真之性。窃以为：如果一个严肃的学者，面对真实，仍得自欺欺人，那么，又还有谁会来点破这个事实呢？

当今学术界的某些状况，不正是如此吗？

所以，先生才在纪念他从教五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2001年11月,杭州）上，有所感慨地解嘲说：我是个“捣乱分子”。

我以为，先生所做的，只是基于一个严肃学者的基本准则：求真。先生所思考、所解说、所叙写的，原本不过是事实而已。有用抑无用，大多会受制于某一时期的某种价值观念，有用者亦未必能沿之久远，唯有真实，才是不灭的。一个学者应该以求真为务，只要所据者为真，且不管有无人认同，有用抑无用，都应该坚持。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学者明白这一基本准则，并且在坚持着呢？但有先生这样的学者导夫先路，我期待着后来者越来越多，而不是相反。

附记：此文为纪念徐朔方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而作，2002年2月撰于日本东京。徐朔方先生于2007年2月去世，兹以此文，以感念先生之教诲。